“我们觉得自己不同”卡洛斯.莫塔个人展
展览城市： 上海
展览时间： 2010-07-29～2010-08-29
展览地点： 其他画廊.上海空间
展览时间： 2010-07-29～2010-08-29
展览地点： 其他画廊.上海空间
“我们觉得自己不同”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艺术方案，它由一系列插图、海报、一部影像装置和一部网络档案构成。这件作品以哥伦比亚、南韩、挪威和美国的LGBTQ（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酷儿）群体的采访为基础，探究有关性取向和性别身份问题的演变以及文化、社会、政治、法制的历史。作品试图创造一个比较的平台，从不同的文化、法制环境中的性的身份政治的角度，来对表征、公民权和民主政治的概念进行批判性的讨论。
什么是LGBTQ权利？为什么要为此而斗争？在“多样的性”的语境下，平等的权利意味着什么？性平等该如何探讨？只靠法律来保证性平等是否足够？传统的文化偏见在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是否有可能加以改观？
最近，一些国家已经将平等法的实施视为对LGBTQ身份歧视的反应。几个月前，哥伦比亚宪法法院决定授予同性夫妇以合法权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第八号提议”的通过将公民权利平等的进程一拖再拖，由此激发了一场关于婚姻是一种人权的辩论。但同时，在有关这些问题的政策改革方面，挪威虽然已经成为了领头羊，然而最近关于男女同性恋是否有权领养或结婚的争论证明在性政策方面尚存在文化上的分歧。在南韩，即使某些组织机构的工作已经在强调“平等”的重要性了，这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平等权依旧不停地被侵犯，而这些侵犯行为又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我们觉得自己不同”在上海其他画廊展出，其中包括11张大幅黑白图片，它们以多样的（性）身份的形象再现主题；20张文字海报，这些海报提取有关LGBTQ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斗争的概念和关键词，将它们组成一首诗；一些采访挪威与哥伦比亚地区活动者经过剪辑的录像；以及一篇由中国学者包宏伟写就的文章，他在文中通过塑造一个整体的历史情境，来阐明中国LGBTQ运动的形成和地位。所有这一切的目标都在于建构一个空间，反映在有着传统宗教礼法与政治体制的国家中，实现权利平等的重要性与艰巨性。
“我们觉得自己不同”是我作为一个同性恋男人、一个同性恋公民和一个同性恋艺术家来试图去理解与LGBTQ身份有关的文化、政治问题的复杂性，LGBTQ身份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我本身的主体性的形成。
我生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哥伦比亚，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国家，所以我在上学和工作期间不得不隐瞒我的性取向。我经常被人用语言恐吓或取笑，因为我是个“柴哥”（faggot）（美国人对男同性恋的蔑称。译者注）。当时我想无视这种歧视，想把它当作是“正常的”或必可避免的。但其实，我就是“不同”。如今，我从政治上思索我童年和青年时的遭遇，并且强烈的拒绝这种经验。但不幸的是，这个故事并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每处都上演着同样的故事。“我们觉得自己不同”不能抚平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带来的心理或身体上的创伤，但是却能让我清楚明白自己个人的与政治上的位置，明白在这个位置上就需要去控诉、拒绝，并坚持自身的差异性，而这从根本上说是对的。
最后，我想感谢那些帮助我实现这个方案的人们：感谢挪威卑尔根市USF展示空间（Visningsrommet USF）的阿尔恩•奥尔森（Arne Skaug Olsen）和纽约国家艺术委员会提供的慷慨资助；感谢Tangrama Gráfica的尼古拉斯•康绥格拉（Nicolás Consuegra）和莫妮卡•佩兹（Mónica Páez），他们帮助我完成了那些海报；感谢汉贝尔托•胡恩卡（Humberto Junca）制作了那些图片；感谢所有在挪威和哥伦比亚接受我们采访的人们和我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并允许我进一步传播他们共同的梦想和奋斗；感谢凯•赛达（Kay Saida）和胡安•卡洛斯•波萨达（Juan Carlos Posada）提供的宝贵帮助；还要感谢上海其他画廊让我有幸展出自己的作品。
什么是LGBTQ权利？为什么要为此而斗争？在“多样的性”的语境下，平等的权利意味着什么？性平等该如何探讨？只靠法律来保证性平等是否足够？传统的文化偏见在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是否有可能加以改观？
最近，一些国家已经将平等法的实施视为对LGBTQ身份歧视的反应。几个月前，哥伦比亚宪法法院决定授予同性夫妇以合法权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第八号提议”的通过将公民权利平等的进程一拖再拖，由此激发了一场关于婚姻是一种人权的辩论。但同时，在有关这些问题的政策改革方面，挪威虽然已经成为了领头羊，然而最近关于男女同性恋是否有权领养或结婚的争论证明在性政策方面尚存在文化上的分歧。在南韩，即使某些组织机构的工作已经在强调“平等”的重要性了，这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平等权依旧不停地被侵犯，而这些侵犯行为又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我们觉得自己不同”在上海其他画廊展出，其中包括11张大幅黑白图片，它们以多样的（性）身份的形象再现主题；20张文字海报，这些海报提取有关LGBTQ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斗争的概念和关键词，将它们组成一首诗；一些采访挪威与哥伦比亚地区活动者经过剪辑的录像；以及一篇由中国学者包宏伟写就的文章，他在文中通过塑造一个整体的历史情境，来阐明中国LGBTQ运动的形成和地位。所有这一切的目标都在于建构一个空间，反映在有着传统宗教礼法与政治体制的国家中，实现权利平等的重要性与艰巨性。
“我们觉得自己不同”是我作为一个同性恋男人、一个同性恋公民和一个同性恋艺术家来试图去理解与LGBTQ身份有关的文化、政治问题的复杂性，LGBTQ身份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我本身的主体性的形成。
我生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哥伦比亚，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国家，所以我在上学和工作期间不得不隐瞒我的性取向。我经常被人用语言恐吓或取笑，因为我是个“柴哥”（faggot）（美国人对男同性恋的蔑称。译者注）。当时我想无视这种歧视，想把它当作是“正常的”或必可避免的。但其实，我就是“不同”。如今，我从政治上思索我童年和青年时的遭遇，并且强烈的拒绝这种经验。但不幸的是，这个故事并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每处都上演着同样的故事。“我们觉得自己不同”不能抚平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带来的心理或身体上的创伤，但是却能让我清楚明白自己个人的与政治上的位置，明白在这个位置上就需要去控诉、拒绝，并坚持自身的差异性，而这从根本上说是对的。
最后，我想感谢那些帮助我实现这个方案的人们：感谢挪威卑尔根市USF展示空间（Visningsrommet USF）的阿尔恩•奥尔森（Arne Skaug Olsen）和纽约国家艺术委员会提供的慷慨资助；感谢Tangrama Gráfica的尼古拉斯•康绥格拉（Nicolás Consuegra）和莫妮卡•佩兹（Mónica Páez），他们帮助我完成了那些海报；感谢汉贝尔托•胡恩卡（Humberto Junca）制作了那些图片；感谢所有在挪威和哥伦比亚接受我们采访的人们和我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并允许我进一步传播他们共同的梦想和奋斗；感谢凯•赛达（Kay Saida）和胡安•卡洛斯•波萨达（Juan Carlos Posada）提供的宝贵帮助；还要感谢上海其他画廊让我有幸展出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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